1915年深秋的江苏泰兴，一场冷雨刚过，青石板路缝里还积着水，倒映着沈家宅院飞翘的檐角。
西厢房的书房是沈安娜童年最熟悉的地方，窗棂糊着新换的桑皮纸，被午后的阳光晒得发暖，纸面上印着父亲沈宗仁用狼毫笔描的“忠”字——那是前清秀才最后的执念，却又在笔锋转折处，藏着新式学堂教的“平等”二意。
刚满周岁的沈安娜被乳母抱在怀里，小拳头攥着案头一支兼毫笔的笔杆，墨汁顺着指缝蹭到米白色的襁褓上，像开了朵小小的黑梅。
沈宗仁放下手中卷边的《新青年》，伸手刮了下女儿鼻尖的墨渍，指尖的皂角味混着墨香，成了安娜最早的嗅觉记忆。
“这丫头，倒和笔墨有缘。”
他笑着对一旁纳鞋底的徐氏说，徐氏放下针线，用绢帕轻轻擦去安娜手上的墨，眼底是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：“女孩子家，识些字就好，别学你似的，总对着书本叹气。”
沈宗仁没接话，只是重新拿起《新青年》，目光落在“德先生与赛先生”那栏，指腹摩挲着粗糙的纸页。
他曾是泰兴城里最年轻的秀才，却在科举废除那年，背着族人把私塾改成了新式学堂，教学生们念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也教算术和英文。
夜里常有学生来家里讨论，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像一群振翅欲飞的鸟——这些场景，安娜虽记不清细节，却在后来的岁月里，总觉得书房的灯光格外亮，亮得能照见人心。
1921年的夏天来得早，城隍庙前的老槐树刚撑起浓荫，就来了穿中山装的年轻人。
他们在戏台上搭起木板，用粉笔写“反帝反封建”，声音被蝉鸣裹着，飘进沈宅的西厢房。
六岁的安娜正趴在父亲膝头认《千字文》，听见外面的动静，非要拉着父亲去看热闹。
人群里，她看见台上人挥动的右臂上有块月牙形的疤痕，父亲低声说：“那是反清起义时被清兵砍的，他叫陈望道，是写《共产党宣言》译本的人。”
安娜踮着脚，看见陈望道把一本小册子举过头顶：“同胞们，中国要醒过来，不能靠皇帝，不能靠洋人，要靠我们自己！”
台下有人鼓掌，有人落泪，还有穿长袍的老人摇头走开。
回家的路上，沈宗仁蹲下来，看着女儿满是疑惑的眼睛：“安娜，你知道‘国家’是什么吗？
是千千万万个家凑起来的，要是家被拆了，国也就没了。”
安娜似懂非懂地点头，却记住了父亲眼里的光——像那晚城隍庙前挂着的红灯笼，暖得发烫，却又带着一丝说不出的沉重。
1925年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泰兴时，安娜刚满十岁。
那天放学，她看见姐姐沈伊娜躲在柴房里，背对着门，肩膀一抽一抽地哭。
柴房里堆着刚收的麦子，麦香混着姐姐的眼泪味，让安娜心里发紧。
“姐，你怎么了？”
她轻轻拽了拽姐姐的衣角，伊娜回头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《申报》，头条标题用黑体字印着“上海南京路血案：英巡捕开枪射杀民众”，字缝里还沾着干涸的墨点，像溅在纸上的血。
“妹妹，你看。”
伊娜指着报纸上的照片，一群学生举着“废除不平等条约”的标语，倒下的人身边淌着黑红色的水渍，“他们只是想让洋人讲道理，却被打死了……我们不能总躲在泰兴，外面的世界在变，女子也该做点什么。”
那夜，伊娜在灯下收拾行李，把一本线装的《木兰辞》塞给安娜，扉页上是她刚写的小楷：“虽为女子，当有山河志”。
安娜用指甲在“山河”两个字上反复划，首到指尖发疼——她还不懂“山河志”是什么，却知道姐姐要去很远的地方，去做很重要的事。
送伊娜去码头那天，天正下着小雨。
伊娜穿着新买的蓝布学生装，辫子上系着红绳，站在船头朝她们挥手。
安娜突然想起姐姐昨晚说的话：“等我在南京站稳了，就接你去读女子中学。”
她追着船跑，首到码头的石阶被雨水打湿，滑得再也跑不动。
船渐渐远了，伊娜把一张印着“妇女解放”的传单折成小船，放进河里，小船顺着水流漂向安娜，却在中途被浪打翻。
安娜蹲在河边，看着沉入水底的纸船，忽然觉得，姐姐要去的世界，像这河水一样，既深又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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